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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貫魂  百歲求真 — 記駱耕漠
高建國[1]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科院首屆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駱耕漠先生﹐於2008年9月12日﹐他的百歲華誕來到前不久﹐在北京遽然辭世﹐至今已一週年。

駱老屬於我的父執輩。20世紀50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時﹐曾與我家同住一棟小樓。他富有寓意的大名“駱耕漠（駱駝耕耘沙漠﹐持恒必有收穫）”﹐我自幼便耳熟能詳。

我在駱老關懷﹑注視下成長。拙作《拆下肋骨當火把 — 顧準全傳》﹐[2] 曾得到駱老許多指導。可以說﹐沒有駱老的具體幫助﹐便沒有這部著作。

緬懷先賢﹐莫如溫故知新。

現將我所知道的駱老事跡﹐追記如下。
鄧小平盛讚的財經領導幹部
1948年春﹐正值中國兩大政治力量﹐於中原大地進行決戰前夜。時任解放軍華東軍區供給部代部長的駱耕漠﹐在河南濮陽集訓地﹐親受陳毅之命﹐組建華野第一支財經接管幹部南下大隊。家父高景平﹐自此追隨駱耕漠﹐從事財經政策的調研與擬定﹐並與駱一起調往中共中原局豫皖蘇分局﹐協助劉﹑鄧大軍開展財經工作。

據家父生前講述﹐駱耕漠那時雖然已是國內著名經濟學家﹑軍內高級幹部﹐卻頗有深入一線﹑身先士卒的犧牲精神。

中原決戰首次戰役 — 開封戰役打響後第三天﹐四處還響著密集的槍聲﹐戴著近視眼鏡的駱耕漠﹐就在前方秘密宿營地﹐急不可耐地躍身上馬﹐帶領僅有幾十名幹部的財經接管隊伍﹐向烽火漫天的開封城衝去。他騎在戰馬上﹐揮著手大聲喊道﹕開封是河南的省會﹐我們一定要搶在敵人破壞之前﹐把開封的經濟命脈接管到手﹐這關係到人民國家未來的利益﹗

當駱耕漠帶領這支十分精幹的財經接管隊伍﹐踩著戰場上一層層戰死者屍體﹐摸黑衝向開封城時﹐夏季強烈的屍臭﹐幾乎可以把人熏得昏倒。駱耕漠一邊傳令﹕“快撕開襯衫﹐做防護口罩﹗”一邊低聲感慨﹕“但願中國從此有個好前途﹐不要再打仗﹑再混亂啦。”

直到整個豫東大會戰獲得勝利﹐全面清理戰果時﹐知識分子氣十足的駱耕漠﹐還不斷對家父等身邊幹部唸叨﹕“這次攻開封﹐克睢杞﹐佔豫東﹐打得真是天崩地裂﹐處處血雨腥風。一個月不到﹐傷亡總人數就接近六位數啊﹗陳毅對我說過﹐這不是以暴易暴﹐是為了結束專制黑暗統治不得不進行的暴力革命﹐是新中國的催生婆。但願我們的新中國﹐以後能繁榮富強﹑光明萬年﹗”

1949年5月上旬﹐已改任中共華東局財委秘書長與渡江戰役總前委財委秘書長的駱耕漠﹐親自護送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由南京乘坐吉普車前往蘇南的古鎮丹陽﹐籌備接管大上海。那時﹐鄧小平兼任華東局書記與華東局財委書記。華東局財委的“五大委員”﹐由鄧小平﹑曾山﹑方毅﹑劉岱峰﹑駱耕漠五人組成。方毅﹑劉岱峰常駐濟南﹑鄭州﹐日常只有曾山與駱耕漠﹐具體協助鄧小平以及內定的上海市新市長陳毅﹐按照新民主主義大政方針﹐具體制定上海財經接管的重大部署。

據時任華東局財委副秘書主任的家父回憶﹐由於駱耕漠善於把財經接管與日後建設相結合﹐並立即作出精確的數字化方案﹐鄧小平曾在丹陽會議期間當眾盛讚﹕“耕漠是足以信賴的財經領導幹部”﹔並又開玩笑說﹕“這次組建的華東財委﹐幾乎個個都是‘人精’﹑‘鐵算盤’。我對做好這一攤經濟工作﹐很有信心”。如果不是陳毅在丹陽堅持要求鄧小平把駱耕漠歸還華野﹐鄧原本想在上海接管完成後﹐帶駱一起去西南工作。
豐功偉績永留上海與華東
上海被解放軍接管後﹐財經狀況卻是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特別是新發行的人民幣站不住腳﹐銀元﹑美鈔非法交易猖獗﹐各種企業開工不足﹐市場上連居民口糧與日用品也無法保證供應。國民黨的廣播電臺預言﹐共產黨政權在上海呆不過六個月。更令人憂慮的是﹐上海已成為全國經濟混亂的“龍頭”。

在曾山﹑許滌新﹑駱耕漠等華東財委領導鄭重建議下﹐陳雲﹑鄧小平﹑饒漱石﹑陳毅等黨政軍首長﹐下決心端掉了上海銀元非法投機據點。財委預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手段隨即出臺﹐如掛牌收兌銀元﹑外幣﹐開放銀行儲蓄新品種﹐推出貨幣“折實單位”﹐從蘇魯皖豫與東北大量徵購糧食﹑棉花﹑煤炭（“兩白一黑”）﹐隨時監控市場﹑調整物價﹐實行內貿自由﹑外貿“特准”﹐向私營企業放貸資金並持續提供原料與市場﹐促進各省城鄉物資廣泛交易﹐縮小工農業商品剪刀差﹐按經濟規律逐步組建國營企業﹐在社會各階層積極招聘閒散勞力……

經中央財委指導﹐由駱耕漠等財經專家在上海與華東實施的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有效制止了已延續12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重新繁榮了大上海經濟﹐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交口讚揚。據家父回憶﹐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曾於1950年春末﹐高度評價﹕“這次上海財經工作大勝利﹐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財經領域第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勝利。

其後數年﹐在華東財委直接領導下﹐上海一直承擔著中央財政的約四分之一重擔﹐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支柱。

駱耕漠也在這一階段﹐昇任中共華東局財委暨政務院華東區財委副主任﹐並兼華東計劃局局長（家父為副局長）。

為了合理規劃華東與上海的工商﹑財貿﹑金融佈局﹐通過多種經濟成分互動來繁榮局面﹐駱耕漠經常與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一起﹐在設於南京東路“沙遜大樓”（今和平飯店）的華東財委﹐以一杯清茶﹑一番推心置腹的開場白﹐召集各階層財經精英與專業人才會商﹐制定上海與華東的城鄉建設﹑資源配備與民生改善計劃。

為了使上海從消費型城市迅速轉變為生產型城市﹐經駱耕漠及時指導﹐一批瀕於崩潰的私營企業﹐如上海吳涇永新化工廠（後以生產優質合成洗滌劑出名）﹑上海光中染織廠等﹐根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試行公私合營而復活﹐成為新上海的骨幹企業。

而駱耕漠博學﹑儒雅﹑清廉的形象﹐尊重科學﹑倡導民主的作風﹐與敢於創新﹑善於務實的特點﹐也為新中國第一代財經領導幹部﹐在一貫臥虎藏龍的大上海﹐樹立起令人信服的典範。

上海與華東許多老人至今提起“駱耕漠”﹐仍充滿由衷的尊敬﹐源於他當年帶領廣大財經幹部﹐在共和國百廢待興時期﹐留下了多處可見的實際業績與高尚奉獻者的不朽魅力。
因有“特嫌”﹐從高位墜落
經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提名﹐駱耕漠於1953年﹐調往新成立的“經濟內閣”— 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為高崗）﹐任成本物價局局長﹔次年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成本﹑物價﹑財政﹑金融與勞動工資等﹐並參與規劃全國經濟工作。

然而﹐好景不長。一場突發的“肅反”運動﹐大大改變了駱耕漠的人生軌跡。

1955年﹐正當駱耕漠慶幸自己未被“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牽連之際﹐他的老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卻被誣陷為“隱藏多年的內奸”﹐成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主角。而駱耕漠曾於解放初期﹐經所在黨組織同意﹐代一位抗戰時期幫助過中共的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負責人羅某（駱任中共浙江省文委書記時﹐曾與羅合作抗日）﹐向揚帆轉達出境居住的要求﹐並經揚帆批准成行。誰知﹐此事在清查“潘﹑揚案件”時﹐竟成為駱耕漠與揚帆聯合“通敵”的重大疑點。而且﹐隨著極左路線日益抬頭﹐駱﹑揚再也無法說清這一問題。

身上的“特務嫌疑”難以消除﹐駱耕漠在國家計委坐了幾年冷板凳後﹐便於1958年﹐被中央組織部安置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做專職研究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駱耕漠曾於1955年﹐被聘為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搞經濟研究可以發揮其長處。

駱耕漠從中央機關的顯赫高位墜落﹐來到遠離權力中心的經濟研究所﹐擔任了一個毫不起眼的微職 — 政治經濟學研究組組長。但他卻並未因此消沉﹐他對上海的老部下卜三﹐用平靜的口氣袒露心曲﹕我不僅留有黨籍﹐我手中還握著一支筆呢。我可以通過經濟研究﹐繼續為人民工作。

駱耕漠日益深入地闡述著一個與眾不同的經濟學觀點﹕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內﹐雖然大多數產品交換與買賣﹐不能進行所有權的真正轉移﹔但是﹐只要實行經濟核算﹐產品還需計價﹐那就是商品生產。共產主義經濟模式﹐只能在“更遠更遠的將來才能實現”。[3] 正如顧準後來所說﹐駱耕漠“正確地感覺到了實際生活的力量”﹐力圖建立“公有制下的商品生產”理論。

然而﹐經濟形勢鉅變﹐卻使駱耕漠難以在書齋裡安穩度日。
支持抵制大躍進
1958年春﹐大躍進狂潮在中國興起。

家父時任上海市經濟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隨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去成都﹑北戴河等地﹐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眼見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不斷下達﹐而上海首當其衝﹐經濟發生了極大混亂﹐便多次借來京開會之機﹐向老領導駱耕漠坦言他的抵觸與憂慮。

駱耕漠焦急地詢問﹕“上海的情況究竟糟糕到了什麼程度﹖”家父列舉數字如實說明﹕“在發40度高熱﹐得不償失﹐等同於自我破壞﹐明年必定要出大事。但是中央要求﹐明年鋼產量還要繼續大躍進。”駱耕漠反感地說﹕“這樣完全不顧客觀經濟規律﹐一味憑主觀意志辦事﹐後果真是不堪設想﹗”駱耕漠沉思片刻﹐果斷地說﹕“你談的情況非常重要。要想辦法讓大躍進降降溫才好。你趕快去見冶方﹐把實情告訴他﹐他現在是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有機會見到中央主要領導﹐可以說上話。”

抗戰時期﹐家父在美國人辦的上海滬江大學讀書並從事地下學運時﹐即曾得到孫冶方支持﹐主編著名愛國雜誌《中學生活》﹔解放初期又與孫共事於華東財委﹐這時便爽快地對駱耕漠應允下來。

經駱耕漠安排﹐家父數次在經濟研究所等地﹐向孫冶方反映大躍進違反基本的科學規律（小高爐煉鋼既不問爐溫﹐也不吹氧﹐甚至用木炭﹑煤球為燃料）﹐違反基本的價值規律（透支鉅額財力換取大量劣質鐵﹐卻硬要計委下轄的統計局﹐計入經濟業績報表）……已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上海﹐及整個華東經濟協作區﹐造成嚴重比例失調與大量負效勞動﹐卻如野馬脫韁無法勸止﹐而且越幹越荒唐。家父的講述﹐引起這位1923年即加入中共的老知識分子黨員極大的震動。

文革後﹐孫冶方重提這段舊事時告訴我﹕1958~1959年﹐他在不少會議上諷刺大躍進是“頭腦發熱”﹐抨擊大躍進是“唯意志論”的產物﹐並預言大躍進將導致不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現……與駱耕漠以及家父向他反映了上海﹑華東的嚴重問題密切相關。

由駱耕漠舉薦﹐孫冶方又於1958年﹐鄭重介紹家父“這位綜合平衡與成本核算的行家（孫冶方語）”﹐去他昔日兼任院長的上海財經學院﹐擔任兼職教授﹐專門講授綜合平衡規律與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的重要意義。孫冶方與駱耕漠打算籍此推動高校與科研部門﹐對注重上述兩大規律的“理性計劃經濟”﹐進入一場深入細緻的理論探討。在大躍進期間﹐這是頗具膽略的理論家作為。

駱耕漠與孫冶方﹐一方面明確贊同家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抵制大躍進的畸形高指標﹐努力減輕大躍進狂潮造成的損失﹔一方面反復叮嚀家父﹐在中央會議發言﹐及去大學講課﹐都要注意場合﹐講究言辭適度。

但是﹐家父卻是個口無遮攔的人。經濟一線暴露的嚴重情況﹐也使他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家父在1958年與1959年的全國計劃會議等重要會議上﹐多次公開發言﹐強硬地拒絕接受中央下達給上海的高指標（後在柯慶施命令下勉強接受﹐但保留個人意見）﹐甚至當眾對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說﹕“違反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高指標﹐將砸破上海這個來之不易的‘聚寶盆’﹐並影響全國經濟許多年。中央一定會為大躍進後悔莫及的。”他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下調了上海市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高指標。

在上海財經學院及新建的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家父又曾舉辦講座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倘若自我破壞綜合平衡﹐並無視最起碼的價值規律﹐造成的全局性經濟危機﹐程度將烈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還不如舊上海的自由經濟……這其實也是駱﹑孫的共同觀點。

1959年夏﹐廬山會議後﹐毛澤東號召﹕“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的猖狂進攻”﹐並要求揪出“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家父於轟轟烈烈的“反右傾”運動中﹐由上海市委上報﹐經中央批准﹐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發配江西德興山區“鍛煉”（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獲得甄別﹐返滬工作）。

家父晚年回憶這段蒙受冤屈的痛苦遭遇時﹐曾欣慰地對我說﹕“當時上海組織﹐也曾企圖挖出一個與我相關的‘反黨集團’。但我沒有違背人格﹐去咬任何一個人。耕漠﹑冶方等等﹐所有和我談過大躍進負面效應的同志﹐都沒有因我受到牽連。當年的歷史材料﹐可以證明這一點。”他並向我說﹕揭發同類﹐是服膺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者最不齒的行為。

當年﹐駱耕漠獲知他最為欣賞與信任的老部下﹐被如此蠻橫無理地“戴帽”﹑打倒﹐並攆出上海﹐又恰逢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真是欲哭無淚。他不知怎樣安慰家父﹐只得不斷通過書信含蓄地談心﹐並寄贈各種各樣的書籍﹐希望家父能從讀書中獲得力量與快樂。

2005年春﹐我去北京辦事﹐臨行那天在駱家午餐。已雙目失明的駱老﹐又一次談起“反右傾”對包括家父在內﹐三百餘萬黨內敢言者﹑清醒者進行的政治打擊﹐[4] 以及這一運動與“文革”浩劫的直接關係﹐談著﹐談著﹐以致老淚縱橫。共和國這段歷史﹐有多沉重﹗
與顧準﹑張聞天﹑孫冶方站在一起
說到駱耕漠的治學精神與大家風範﹐不能不介紹他同顧準﹑張聞天﹑孫冶方等改革思想先驅的特殊關係。

顧準被康生打成“反黨右派”後﹐在勞改營過了幾年非人的生活﹐於1961年冬摘帽﹐當了一名農場會計。1962年初春﹐孫冶方便在駱耕漠積極支持下﹐登門邀請這位多災多難的思想家﹐到經濟所的政經組擔任研究員。這兩位抗日老戰友的拳拳真情﹐使顧準心裡頓時暖流回蕩。他欣然接受了邀請。顧準曾在“歷史自述”中記載﹕“政經組的同志熱誠地對待我”﹐“我來到這裡﹐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樣”﹐“我是多麼高興”﹗

為了讓健康嚴重虧損的顧準﹐工作中途可以躺一躺﹐駱耕漠特意在顧準的獨用辦公室﹐安放了一張行軍床。顧準不少重要著作﹐如《會計原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譯著）﹐都在這間洋溢著友情的辦公室誕生。

眾所周知﹐顧準是中國超前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第一人。而駱耕漠長期以來﹐是過渡性商品經濟理論代表人物。1956年﹐顧準鼓吹以市場自發漲落的價格﹐調節生產與流通的“市場經濟濫觴之作”— 〈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5] 便是不滿足於駱耕漠所提﹕計劃經濟也要堅持成本核算﹑貨幣流通﹑按勞計酬﹐進行過渡性特種商品生產這一著名觀點﹐[6] 而公開撰寫的爭鳴文章。

不僅如此﹐顧準也不滿足於孫冶方正闡述的把中國計劃經濟全面建立在價值規律之上﹐提倡企業追求最大化利潤這一重要學說（孫冶方晚年聲明﹕我提出價值學說﹐是受了顧準啟發。[7] 而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於“文革”後掀起經改大潮﹐則無疑受到孫冶方影響﹐[8] 並得到顧準的弟子吳敬璉等人推動）。[9]

顧準當年雖因鼓吹市場經濟等“反黨”言論﹐曾被打成另類﹐來到政經組後﹐卻依然特立獨行﹐潛心研究著市場體制﹑民主機制﹑世界多元現代化與中國文化資源重建﹐[10] 並在政經組研討會上慨然宣佈﹕“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對顧準種種“離經叛道”的言行﹐駱耕漠一清二楚。但是﹐他與孫冶方卻像兩株心有默契的蒼松﹐伸出佈滿綠蔭的臂膀﹐安祥有力地庇護著顧準。

“自然科學百無禁忌﹐社會科學也不要隨便設立禁區。再錯誤的觀點﹐也包含著真理。今天被批判為謬誤﹐也許明天就成為真理。所以要確保百家爭鳴。”駱耕漠當年便這麼說。

此前﹐駱耕漠主持的政經組﹐還曾接收在廬山會議上以長篇發言支持彭德懷﹐而被毛澤東欽定為“反黨集團副帥”的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成為學部轟動一時的新聞。

張聞天寫在檯曆上的格言是﹕“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政經組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使張聞天連續撰寫了與毛澤東爭鳴的理論文章﹐如〈“一分為二”的說法有缺點〉﹑〈關於按勞分配的提綱〉﹑〈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張聞天部分文章﹐並曾在政經組與經濟所公開研討。[11] 此等海內奇蹟﹐只有在駱耕漠﹑孫冶方這樣的思想家“治下”﹐才能發生。

政經組還有原國民黨中央研究院著名研究員巫寶三﹐具有獨立見解的年輕學者吳敬璉﹑張純音等﹐皆為駱耕漠笑納“彀中”的一時之選。

然而﹐政經組不時傳出的陣陣笑聲﹐也引起某些極左“衛道士”的密切關注。他們咒罵政經組﹕“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暗中窺探著“拆廟﹑填池”之機。
處於“階級鬥爭”風暴中心
經思想與安全“大主管”康生批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兼中科院副院長陳伯達佈置﹐多達70人的“四清”工作團﹐於1964年10月﹐大張旗鼓開進經濟所。

工作團厲聲宣佈﹕立即揪出“張聞天﹑孫冶方反黨集團”﹗顧準被稱為該集團的“黑智囊”。而駱耕漠﹐既是張﹑孫﹑顧的支持者﹐又是“潘﹑揚集團”漏網分子﹐也成為整肅重點﹐被免去政經組組長職務。

灼熱通紅的批判烈火﹐從階級鬥爭火焰噴射器﹐急劇地噴射到張聞天﹑孫冶方﹑顧準﹑駱耕漠身上。這其實是未來全國思想學術領域“階級鬥爭”的實戰演習。

然而﹐康生﹑陳伯達沒有料到﹐他們這次面對的是一批具有獨立精神的思想者。

孫冶方在批判會上﹐緩緩解開中山裝前襟﹐揚起兩道濃眉﹐公開宣佈接受挑戰。他說﹕“對於我來說﹐這次是打遭遇戰﹐我應戰。我正準備收集材料﹐進行反擊。”又環顧四周﹐大聲說﹕“我今天還要在這裡堅持自己的經濟學觀點﹐以後也不準備檢討﹗”[12]

顧準則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著大批判隊伍﹐鏗鏘有力地對應﹕“我自己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正等著挨整呢﹗”[13]

張聞天保持著前總書記的高貴風度﹐一雙犀利的眼睛﹐透過厚厚的近視鏡片﹐直射會議主持者﹐似乎在發出抗議﹐又似乎在透視對方的內心。他每一句回話﹐都具有很強的理論答辯色彩﹐使批判者一時難以下手（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對筆者介紹﹐張對自己在廬山曾按毛澤東要求做違心檢討頗感懊悔﹐此時便為這些與毛爭鳴﹑其實就是批評毛的理論文章擺理力辯）。

而駱耕漠採取了“以不變應付萬變”策略。他泰然佇立﹐從容飲茶﹐用平靜的語調﹐仔細講述1927年參加共青團與北伐軍以來的革命經歷﹑監獄生活﹐及1934年參加中國經濟情報社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以來的學術研究經歷。對於政經組所謂“出軌”﹑“反動”的學術活動﹐他則一言蔽之﹕我那是在切實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

批判對象的強硬與老練﹐使幕後指揮者惱羞成怒。康生﹑陳伯達責令全國報刊雜誌連篇累牘報道﹐經濟所“四清”工作團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開展的大批判。大批判文章聳人聽聞地宣稱﹐“張﹑孫集團”正“蓄意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毛主席的思想大唱反調”。

1965年﹐“老牌修正主義分子”駱耕漠﹐與“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被一起下放周口店勞動。顧準被秘密逮捕後﹐定為敵我矛盾﹐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監督勞改。張聞天被批鬥後﹐回家反省﹐從此撤銷可與政治局通話的“紅電話機”。

“文革”浩劫爆發後﹐孫冶方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監獄關押七年。張聞天被隔離近兩年後﹐流放廣東肇慶六年。而駱耕漠與顧準﹐則在遭受輪番批鬥與持續侮辱後﹐一同下放河南幹校﹐務農三年餘。

在“文革”專制年代﹐許多人迴避顧準勝於逃躲瘟疫。但是﹐駱耕漠卻依然以摯友之情照顧著顧準。他有時讓妻子唐翠英給喪偶並患病的顧準做菜﹔有時約請顧準外出散心﹐勉勵他堅持研究與翻譯。駱老近年還問及﹐顧準晚年翻譯的德國學者桑巴特（W. Sombart）著作﹐為何不見刊發。倘若不是雙目弱視的駱耕漠當年拄著拐仗奔走﹐身為“黑五類”的顧準﹐直至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無法住進病房。

顧準於1974年冬辭世前﹐曾在遺囑中特意寫了一段“衷心感謝耕漠老友”的話。因為﹐駱耕漠在“文革”黑暗歲月贈與他的﹐是充滿仁義﹑睿智與魂氣的大愛。

而駱老於2005年﹐“顧準90誕辰學術研討會”隆重舉行之際﹐則特意委託我捎帶幾句話給大會﹕“我可以預言﹐今後幾十年﹐顧準的思想將在中國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他全面﹑理性地設計了中國深度改革的路徑。”駱老並說﹕“如果聞天﹑冶方在世﹐必然與我持同樣看法。”
與汪道涵對談多元主義
駱耕漠晚年經常慨嘆﹕“太寂寞啦﹗”他缺少可以暢談思想問題的對話者。這﹐部分由於他被年輕學者誤為保守派。

其實﹐他與許多“兩頭真”的老幹部﹑老專家一樣﹐早年真誠地獻身革命理想﹐晚年真誠地反思歷史軌跡。作為共和國的開創者﹐他們對於共和國一幕又一幕悲劇﹐有著恒久不減的切膚之痛﹔而他們反思的深度﹐有時超越年輕學者。

自從我1995年開始撰寫《顧準全傳》﹐每次去北京﹐便蒙老人厚愛﹐充當他的談話對象。老人專門關照家中小保姆﹕此人來訪不需預約﹐隨來隨見。

思想依然活躍的駱老﹐十分關注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熱點。我曾向他介紹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在中國的論爭。他靜靜地聽完後﹐高屋建瓴般指出﹕“爭論要點無非是﹕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正﹐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法治（rule of law）與法制（rule by law）﹐社會安排是自發元素還是干預元素重些﹐政策是向強勢還是向弱勢群體傾斜﹐發展模式是向西方多靠靠還是對國情多想想……這些都是應該結合中國當下現實認真討論的老大難問題。但是﹐我不理解﹐這兩方面的學者為什麼不嘗試創建結合部呢﹖其實﹐他們的共同點並不少啊。先求同後存異﹐會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思想研究更有利。”

駱老又諄諄告誡﹕“對關鍵性理論不要輕易下結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過渡性商品經濟’﹐因為經典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私有制。但是﹐私有制一旦成為重要現實﹐就不僅僅是修改‘過渡性商品經濟’提法的問題﹐還要考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法是否也要修改了。但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私有制在事實上已經共存﹐與其使用舊理念各執一詞﹑大吵其架﹐不如創建一套新理論﹑新概念﹐去解決新問題。顧準大約早已預見到這個局面﹐所以自稱為‘徹底的經驗主義者’﹔也就是說﹐在新的經驗基礎上﹐重建理論與文化體系。這些﹐在你介紹顧準的書裡（指《顧準全傳》— 筆者註）﹐不是已經寫得很明白了嗎﹖”

還記得2001年4月﹐93歲的駱老來到上海﹐重遊故地。

華東財委的老友﹑原上海市市長汪道涵去衡山賓館看望駱老時﹐曾當著駱老女兒小豫﹑小元與我的面﹐十分坦誠地說﹕“駱大哥﹐我想向你請教一個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過大關﹐下一步我們該怎麼搞呢﹖”駱耕漠沉思片刻﹐答道“‘文革’以後﹐是‘實事求是’挽救了中國﹐現在還要靠這四個字。”接著﹐駱耕漠又拍著汪道涵的手說﹕“道涵﹐你不是提倡多元發展論嗎﹖多元是個好辦法啊。中國這麼大﹐東西南北很不相同﹐就讓他們用各自有效的發展理念﹑發展模式去試試看好了。只要國家穩定統一﹐並有民主法治建設﹐就不怕。”

駱耕漠所指﹐是汪道涵閒談時發表的看法﹕“我曾經去各地做些調研。發現有些地方學搞西方式現代民營大中企業﹐或搞中外合資大中企業﹐都搞得像模像樣。有些地方卻是依靠血緣文化資源進行融資﹐而且基本上實行家族化管理﹐這樣的企業雖然搞不太大﹐也很有活力與特色。還有些地方﹐仍然熱衷於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甚至使用原有的政治鼓動方式﹐不過多數參與者都認同﹐幹勁也很高。另外有些地方的工人﹐希望長久保留國有制﹑公有制﹐並正為國有制﹑公有制提高效率與公平﹐積極地獻計獻策。我看﹐簡單褒貶哪一種理念和模式都不必要﹐可以多元化發展。”

駱耕漠與汪道涵的見解其實早有默契。他沿著這一思路發揮道﹕“中國人口太多﹐世界第一位。既要激發強勢的積極性﹐也要保護弱勢的根本利益。總之﹐用多元模式試一試﹐也許就試出了一個多元一體的中國特色現代化。”

汪老十分欣賞駱老這個論點﹐連聲讚道﹕“說得好﹐說得好﹐也許這樣就摸索出一個多元一體的中國特色現代化。可以一邊鋪開嘗試﹐一邊總結完善嘛。”

駱老又滿含懷念之情說道﹕“顧準早已倡導多元論。他在許多方面先知先覺。”

汪老聞言﹐仰天長嘆﹕“如果我們共同的老朋友顧準﹐今天能和我們坐在一起暢談﹐該有多好啊﹗”

這兩位老前輩所作的新世紀對話﹐給我們的啟發深刻而久遠。
至誠大愛﹐傳贈世間
駱老晚年常說﹕“馬克思追求的是所有人的自由解放﹐與全體人民的真正幸福。因此﹐社會主義政治改革的關鍵就是與民主自由結合﹐並完成這一制度建設。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前﹐對人民公開作出的允諾。抗戰勝利後﹐黨中央曾號召我們全體同志﹐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繼續奮鬥。[14] 我們大家不就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前赴後繼的嗎﹖”

20世紀90年代初﹐駱老來上海﹐與家父等老友聚談時﹐這批為理想而參加革命的老戰士﹐無不贊同駱老這一看法﹐並搶著說﹕“如果能看到中國真正成為我們早年追求的自由﹑民主﹑繁榮﹑健全的新中國﹐此生縱使再受一百遍磨難﹐心中也沒有遺憾了﹗”

幾近失明的駱耕漠﹐向左右摸索著﹐緊緊握住這些老戰友的手說﹕“我們這批人啊﹐都是為理想而獻身的知識分子黨員﹐是心中那點不滅的理想之火﹐給了我們堅持良心和良知的力量。大家再為這個理想竭盡餘熱﹐共同出把力吧﹗”

駱老那次只是要求離休老友﹐參加他主持的多種經濟模式調研﹐並撰寫一些回憶錄﹐但他那番赤誠﹑動情的動員詞﹐卻被我們這些下一代傳誦至今。

駱老1993年雙目完全失明後﹐仍以心底湧動的激情繼續工作。他於90~96歲“晚晴”歲月﹐口述完成經濟學專著﹑生平回憶錄各一部﹐總計90萬字﹔並曾籌劃撰寫第二部回憶錄（因體力不逮而中輟）﹐力圖對改革大業的良性發展“再盡綿薄”。值得後輩學人禮讚的理想之火﹐始終在這位神情恬淡的失明老人心中灼灼燃燒﹗

子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極端真誠就沒有止息﹐沒有止息就長久生發）。我想﹐這話說的﹐就是駱老這樣的百歲仁智老者。

如今﹐駱老與我們已是天人兩隔。敬製對聯一副﹐以祭駱老在天之靈﹕“踔厲求道義﹐曾揆文武﹐曾陷囹圄﹐曾遭誹污﹐大心無己﹐惟望潛龍騰淵。深博修真我﹐豈驚水火﹐豈懼舛障﹐豈惜榮華﹐至誠不息﹐永教高格傳世。”

駱老慈祥﹑睿智﹑樂天的形象﹐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附錄﹕駱耕漠簡介
駱耕漠（1908~2008年）﹐浙江臨安人﹐著名經濟學家。20世紀50年代即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要堅持成本核算﹑貨幣流通﹑按勞計酬﹐長期進行過渡性特種商品生產。推動我國經濟學界開展了對商品生產﹑貨幣經濟的研究﹐確立了與價值規律相關的經濟核算思想。

少時就讀於浙江商校。1927年﹐加入北伐軍與共青團﹐因赤色活動被捕。在獄中自修經濟學六年。1934年﹐在滬參加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曾以《中國目下的貨幣問題》（1935年）等專著﹐享名學術界。後去抗日根據地﹐轉赴新四軍﹑解放軍財經部門。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中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顧問﹑中國社科院顧問。1955年被中科院聘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2006年被中國社科院授予終身榮譽學部委員稱號﹐是我國過渡性商品經濟理論流派代表人物。

代表作有﹕《我國過渡時期基本經濟規律問題》（1955年）﹑《社會主義商品﹑貨幣問題的爭論與分析》（1980年）﹑《馬克思論三種社會經濟關係的演變》（1998年）﹑《駱耕漠集》（2002年）等。
　

[1] 本文曾以〈我所知道的駱耕漠〉為題﹐刊載於2009年9月10日的《南方週末》﹐刊出時有刪節。此次發表的是經過修訂的全文﹐改題為〈大愛貫魂 百歲求真 — 記駱耕漠〉— 作者註。

[2] 高建國﹕《拆下肋骨當火把 — 顧準全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3] 駱耕漠﹕〈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過程〉﹐《經濟研究》雜誌1956年第5期。

[4]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頁。

[5]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經濟研究》雜誌1957年第5期。

[6] 駱耕漠﹕〈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過程〉﹐《經濟研究》雜誌1956年第5期。

[7] 張勁夫﹕〈關於顧準的一件重要史實〉﹐《文匯報》1993年7月9日。

[8] 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孫冶方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22頁。

[9] 柳紅﹕《吳敬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7~191﹑210頁。

[10] 高建國﹕〈顧準最大的理論貢獻是什麼〉﹐《讀書》雜誌2005年第5期。

[11] 劉英﹕《我與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211頁。

[12] 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孫冶方紀念文集》第31頁。

[13] 顧準﹕《顧準文存》第四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300~302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273頁﹔毛澤東﹕〈毛澤東同志答路透社記者 中國需要和平建國〉﹐《新華日報》中華民國34年9月27日。